儲殷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0月15日02版)
  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最近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,“禮法合治、德主刑輔”等中國古代主張,“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”。這一講話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對於國家治理的新探索。提升國家治理能力,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政理念上,由革命形態政黨轉型為執政黨之後的重大調整,也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現國家崛起過程中,對於傳統國家治理方式態度的重大轉變。
  承認併發掘歷史的價值,是一個國家得以延續併發展的關鍵。長期以來,部分教條主義者,始終無法擺脫片面化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心態,只重階級鬥爭,無視甚至蔑視中華民族的歷史經驗,片面地將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對立起來,對於國家形象乃至文化血脈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。
  習總書記對於“禮法合治、德主刑輔”等傳統治理理念的高度重視,對於今天的中國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含義:
  其一,禮法合治是對當代中國進入現代化社會以來面臨的“現代病”的有效規治。現代社會以個人權利為基礎,以市場經濟為主要組織方式。一方面,個人權利的增長解放了個性、增長了自由,但是也放縱了欲望、瓦解了秩序;另一方面,市場經濟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、讓生產力得以迅猛發展,但帶來了人心離散、貧富分化、社會關係緊張的弊端。西方國家無不在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巨大福利的同時,深陷於這種現代化所帶來的“現代病”之中。這種現代病,不僅經常讓快速現代化的社會面臨“羊吃人”的巨大痛苦,而且也讓社會秩序經常面臨嚴峻的解體風險。從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來看,其應對現代病主要依靠的是“福利國家”、“宗教寄托”與“暴力鎮壓”三種方法,即以社會福利緩解階級矛盾、以宗教信仰凝聚離散的社會成員、以暴力鎮壓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。然而,福利國家帶來了經濟的滯漲、宗教寄托帶來了日趨激烈的教派衝突、暴力鎮壓則很容易讓社會進入戰爭的狀態。從西方世界的現狀來看,這三種用以應對現代病的手段都已經深陷困境,除非近期有大的技術革命,這種困局將難以得到解決。
  如何避免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,正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面臨的重要任務。這個任務的實質就是在現代化與社會秩序、個人欲望與公共利益、權利意識與共同倫理之中找到平衡。禮法合治正是完成這一任務的治理手段。子曰:“為政先禮”、“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”,強調的就是以秩序為核心的文明重建,“博學於文,約之以禮”,禮不是壓迫性的,而是仁的體現,是以仁為內涵的社會約定。以禮為內涵,輔之法,才能夠讓個人權利與公共倫理相一致,才能讓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相統一。
  其二,德主刑輔是推進依法治國的有益途徑。在今天這個時代,中國共產黨的地位高度穩固,人民政權空前強大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,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敵對階級間的階級矛盾,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、物質需求與相對落後的生產力結構和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,其本質是人民內部矛盾。這意味著,主要應以人民內部矛盾而非階級鬥爭的視角出發去治理社會。因此,德治與仁政不僅是可能的,而且是必要的。社會管理者在運用法律手段治理社會時,應以最大的善意、最大的耐心以及最低限度的暴力,去面對人民的不同意見、不同訴求。德主刑輔,其本質就是執法的文明化、人道化、最小暴力化,它不僅符合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,而且也是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當代法治發展的根本要求。
  子曰:“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”執政黨與革命黨最大的不同,就在於後者是以鬥爭壯大自己,而前者則是以德、仁來獲得認同。從鬥爭到仁政的轉型並不容易,它既涉及觀念的理順,也關乎既得利益的調整,但它卻是執政黨實現依法進行國家治理的必經之路。  (原標題:禮法合治的現代轉型任重道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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